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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年来，无论是改革的主导者，还是改革的参与者都在为同一个梦想奋斗，那就是让中国的老百姓病有所医，让病人能享受到医疗技术快速发展带来的福祉。
让老百姓病有所医
30年前，上海一位临产的孕妇去所在的区级妇产医院住院，发现所有的病床上都躺了两名产妇，实在没有多余的病床了。无奈之下，护士只好让她坐在已经躺了两名产妇的床上待产，结果病床居然被压塌了。
经历了“文革”的浩劫，医疗卫生资源严重短缺，看病难、住院难、生孩子难，成为那个年代留给人们的深刻记忆。
当年是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大夫、曾任卫生部医政司司长的于宗河回顾说：“当时协和医院检查设备和项目很少，有时候病人要求做检查，如拍个X线片，医生要苦口婆心地劝他，通过问病史、查身体就能诊断清楚，就不要照片子了。20世纪70年代，协和医院新引进了一台500毫安的X线机，大家都乐得不得了。”
摆在医院面前的问题是长期入不敷出，越办越穷。床位奇缺，走廊里都是加床，还有很多病人翘首等待，甚至在等床位的过程中撒手人寰；卫生技术人员奇缺，医生工作超负荷；设备奇缺，现在已经普及的CT机，那时还属于奢侈品。
医务人员面临的状况是干多干少一个样，干好干坏一个样，按月拿工资，患者来不来与己无关。
1986年6月14日，哈尔滨工人黄庆跃摔伤之后，辗转7家医院，有的医院说没床位，有的说没法拍片子。19个小时后，还是没能住上院的黄庆跃离开人世，令人扼腕。
黄庆跃事件经过媒体报道后，全国哗然。一位知名学者在一次内部研讨会上的发言一针见血：从这一事件，既要看到医疗卫生保健事业还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，又要看到医疗服务缺乏竞争带来的恶果。必须使卫生机构产生一种内在的经济动力和压力，除了加强医德医风教育外，更重要的是要从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寻找出路，打破平均主义和大锅饭，调动医务人员工作的积极性。
“独家办、大锅饭”，暴露了卫生事业发展中的弊端。
1985年，国务院提出发展卫生事业的新思路：一是鼓励多渠道办医，增加服务供给；二是对医疗卫生机构实行放权、让利、搞活，鼓励创收和自我发展；三是改革收费制度，对应用新仪器、新设备和新开展的诊疗项目，可按成本收费。
一句话，针对供需矛盾，解决之道就是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来发展卫生事业，让老百姓有地方看病，破解看病难！
1992年年底，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，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。从那时起，医院各显神通，积极发挥市场调节作用，拓宽卫生筹资渠道，提髙效率。
医院管理者们明白，根据国情和国力，国家没有能力全包卫生事业的发展。“发展靠国家，吃饭靠自己！”医院要生存，必须靠优质服务吸引患者，再也不能拒病人于千里之外了。
在改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，各个医院可谓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。于是，生孩子有了“温馨爱屋”，丈夫可以走进产房陪产，产妇生完孩子还可以在医院坐月子；急诊有了绿色通道，不知道该挂哪个号，有护士全程为您导诊；为了方便上班族，医院还开设了晚间门诊，全天候为患者服务。
2000年10月，重庆市儿童医院率先在全国推行医患沟通制，规定医生在接诊时，应主动向患儿家属介绍疾病诊断情况、主要治疗手段、重要检查的目的及结果、药物副反应等可能引起的严重后果等。为保障沟通制的顺利实施，医院还对全体医护人员进行了培训，并建立相应保障体系。医患沟通制实施两年后，该院医患矛盾明显减少，医患纠纷明显下降，患者对医护人员的满意度达到94.7%，对病情不理解的投诉减少了20%，费用不清的投诉减少了88%。这一举措后来被卫生部推广。
如今，百姓们已享受到了卫生事业发展的成果。据2008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公布，医院数量由1978年的9293家发展到2007年的19852家；医生数量由1980年的1153234人发展到2007年的2012914人，护士由1980年的465798人发展到2007年的1543257人。
卫生机构床位数从1978年的204.17万张发展到2007年的370.11万张。
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从1980年的2.85人，发展到2007年的3.66人。
让老百姓看得起病
医院在求发展的惯性跑道上高速行进，但政府每年的拨款平均仅占医院总收入的7％～8％，大处方、滥检查、过度医疗备受诟病，医院公益性淡化。
做一个阑尾炎手术，过去只要花80多元，现在手术费虽然没变，但用多少纱布、多少瓶盐水、多少器械、多少药品都得逐一收费，算下来要几千元。
缺少医疗保障的老百姓开始为看病贵叫苦不迭：“救护车一响，一头猪白养”，“住上一次院，一年活白干”。
正是看到了改革中的一些不良趋向，1997年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出台《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》，明确了我国卫生事业是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会公益事业，重申政府对发展卫生事业负有重要责任。
2003年，卫生部进行的第三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：我国城乡居民应就诊而未就诊的比例由1993年的36.4％上升到48.9％；患者应住院而没有住院的比例高达29.6％；在住院患者中，主动提出提前出院的比例为43.3％，其中六成以上是因为支付不起相关费用而提前出院的；农民应住院而没有住院的比例更是从1998年的63.7％上升到75.4％；因病致贫、因病返贫的农民占全部贫困农民的比例上升到33.4％。
此时，有关部门也提出，要解决看病贵，就要分析原因：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不均衡，资源不足与资源浪费同样存在，财政投入严重不足，并且呈逐年下降趋势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卫生支出曾一度占到政府总支出的6％，到2002年，下降到4％；医疗保险发展缓慢；药品和医疗器械生产流通秩序混乱；公立医院运行机制不合理，存在逐利倾向；政府对医疗市场的监管不力。病根在于政府责任缺位，因此必须加强政府主导，仅靠“头痛医头、脚痛医脚”的局部调整，无助于问题的解决。
2003年，战胜非典疫情后，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，高度重视经济社会的统筹发展，高度重视卫生工作，开始着手解决重医轻防、重城市轻农村的弊病，在公共卫生、重大疾病防控、农村卫生建设和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、大力推进城市社区卫生发展、完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。
政府对民生问题空前关注，给卫生事业发展带来了新机遇。在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，对卫生工作的阐述越来越细，财政对卫生的投入明显增加，政府主导卫生发展，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，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比重。卫生投入不能只算经济账，更要算民生账，已经成为各级政府的共识。
2002年~2007年，政府财政用于卫生的支出累计达到6294亿元，比上一个5年增加了3589亿元，增长了1.27倍。中央财政用于医疗卫生的支出也逐年增加，2008年达到832亿元，公共投入在卫生总费用中的比例开始回升，2006年，全国卫生总费用中政府卫生支出比例达18%，较2001年回升了3个百分点。
远在大西北的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响亮地提出，要走穷县富卫生的路子。这个一般性财政收入只有1165万元的穷县， 2007年卫生事业费支出占到全县财政支出的10%，2008年1月~10月卫生事业费支出则占全县财政支出的14%，目前，已将县人民医院和乡镇卫生院等医疗机构职工工资纳入财政预算，实行全额拨款，卸掉了医院沉重的负担。医务人员笑脸迎病人，卫生事业发展生机盎然。
为了降低医药费用，从2000年起，医疗卫生系统开始实行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制度。这个制度起到了一定的减负作用。医院也迅速行动起来。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挤干平均住院日水分，平均住院日已降至9天。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从2004年起，推行单病种限价收费，逐步对128个单病种实施限价收费。截至今年9月底，该院共收治限价患者21675名，为患者节省医疗费用达2600多万元。
据卫生部统计，2006年，全国有4198家医院实行了单病种（5种以上）限价收费，占医院总数的22％。全国实行医疗费用“一日清单制”的医院有1.19万家，占医院总数的63％。全国有24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实行辅助诊断检查一单通，参与医院有5791家。
2007年10月15日，党的十七大在北京隆重召开。会议明确提出，到2020年，卫生发展的目标是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。
2008年10月，医改方案“掀开盖头”，面向社会征集意见。
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，为明年经济工作定下“保增长、扩内需、调结构”的9字方针，并提出保增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保民生。而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，让老百姓病有所医，无疑是保民生最大的课题，也是新一轮医改的重头戏。
为了实现病有所医的目标，新一轮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已经吹响号角。
（健康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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